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问：道有因有循，有革有化，其来尚矣。故《易》曰：「穷则变，变则通」。必穷而后变通欤，抑穷之不可不变而通欤？帝德王功，萃乎宇宙，其必有以运之矣。汉高帝手援宝剑，诛促秦、项，所过麾城斩邑，战不可殚记，殆无所事乎诗书者。传世四叶，大雅雾会，便已葱茜一时，布濩方宇，决无昔时所用武夫屠贩之人，与文、景时木讷无文采之士矣。此汉一代大美旁薄时也。而民用凋弊，奸宄不禁，衣绣杖斧断斩，郡国则反以衰，何欤？是宪是迪，文治肆兴。至于号令温雅，奏议可述，交畅旁纬，表里昭融，而赤九丕绪则寖微寖灭；三辅尘飞，黔黎不奠，文益以曼羡，而时益以沸扰，何欤？绍隆守文，有华厥前。何恶之有？无乃《易》所谓穷者欤？是以有庙谟雄断，中天造邦，当其三灵九围，叩稽咸仰，锋镝上下，十斗九死，雅言遝义，我则未暇。白水之邑，参墟之野，惟闻发愤而凭怒，霆击而雷震耳。然今年渡河，明年徇蓟，彼一时也，而幸邺幸谯，幸蒙幸蕃，又如行大司马事，何耶？从事史不过十二人，秩皆百石，彼一时也，而吏职减损，十置其一，又如行司隶校尉置僚属规模，何耶？舍食道傍，蒙犯霜露，彼一时也，而自将轻兵，晨夜驰赴，千乘万骑，独无先驱之复路，属车之按节邪？盖为建武且四年矣，而始有尚书令之条奏法度，岂自渡河徇蓟以来皆创出？且五年矣，而始起太学，始稽古典，岂前数年皆不问俎豆之日？他时王师亲征，次于高平，大将军率五郡太守来会，方先遣从事问会见之仪。诿曰军旅草创之故，而亦既许久陈百僚而赞群后，独不闻供帐置乎云龙之庭，何耶？盖又久之，而郊庙乐器、葆车舆辇送自益州，法物始备。是年则陇蜀平矣，干戈偃矣，功臣各已去甲兵，尚儒学矣。江淮、山东悉平之后，乃竟未能置此两于度外，而十三年之远，以俟今日。向使安定、北地、天水、陇西，尚有一人甲与兵者，则终无复感礼兴乐，究皇仪而展帝容耶？然自其初而盛德大功已天下向服，不害为土地之最广，甲兵之最彊，号令之最明。岂规防矩饰之不足，故厌难折冲之有馀耶？使帝而早已侵威盛容，从事明堂灵台间，所谓南有子阳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岱，王公十数，果何仗区区一二丈之来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耶？时有夷隆，事有粗密，达权救弊，与世推移，安有盛威仪而求至理，坐吟咏而待升平哉！惟我宋受上天宝命，五纬煌煌，旅于奎宿，于包矢束，无所事武，天经地纬，日迪斯文，上畅下溯，流裕罔极，前启后承，烨烨盛矣。或谓久而习，习而穷，文弊沉痼，上下一律，将何道解而更张之耶？近之端平，已难于宝、绍；今之嘉熙，更难于端平。端平不过以议论更宝、绍，今于更端平、宝意有几？端平不过以文书命令更宝、绍，今于更端平、宝事有几？举目枣红，秋风四野，危急已迫乎其后，奈何虚文犹胶其前哉？人情所徇，名利从之。长浮华而严考绩，甚未然也。伊欲仗文貌而尚忠质，使砭剂以代膏粱，追惟建武之中兴，取法大《易》之通变，则戒左右之偏恩，约中官之赏赐，少俟天下之定可乎？阴乡侯不以并功臣之封，南阳人无使妨贤俊之选，大示天下之公可乎？动如节度，不喜饮酒，每旦视朝，日昃乃罢，力图世运之艰可乎？质厚少文之大将，雅实无哗之宛人，由以风励浮辨可乎？推赤心而置人腹中，但帻坐而笑迎国士，由以延揽英雄可乎？执金吾击郾，率然而对，请北取上谷兵，从容为言，由此役使众俊可乎？承制遣使，得命西州之将，荆门之事，一由征南为重，由以倚伏外阃可乎？上薄幕府，不敢为私，受诏出师，夕则引道，由以伸缩边将可乎？阐乾辟坤，一旋转间耳。方起而自为机杼，摆脱窠臼，缙绅大夫方且哗然以故章旧事为言，建此大策，但见落落难合耳。诸君积行艺之选，来试有司，自是而倚梯天科，欲大验于事。夫子曰：「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」？故质以建武文治，聊占所蕴。

对：治天下者文也，弊天下者亦文也。文以弊天下，亦以治天下。是故有文之本，有文之末。惟其本所以治，惟其末所以弊。何本也？三纲五常，其本也。何末也？典章文物，其末也。末者可损可益，而本者无损益。末者可存可亡，而本者无存亡。执事知文之所以弊，则亦知文之所以治欤？事之急也吾则援，事之危也吾则安。三尺所以理军市，而乃用乡饮之仪；六奇所以解平城，而乃用舞干之化。文物工于华国，不工于治国；议论切于忧时，不切于济时。此固文之所以弊者也。人何所贵而为人，国何所与而为国。吾可失利，不可失义，失义必至于违君；吾可去食，不可去礼，去礼必至于胗兄。忠敬之风立，而后君得而有其臣；孝爱之道存，而后父得以有其子；此又文之所以治者也。赵简子以周旋揖逊为礼，子太叔曰：「是仪也，非礼也」。礼也者，天经地义，民行而已。魏文侯以新声古声为乐，子夏曰：「是音也，非乐也」。乐也者，君臣父子纪纲是已。执事之所谓文，以类则简子之礼、文侯之乐也。愚之所谓文，以类则太叔之礼、子夏之乐也。简子之礼可损，太叔之礼不可损；文侯之乐可亡，子夏之乐不可亡。去礼乐之音仪，固所以去浮末之弊；去音仪之礼乐，适所以去根本之治。弊者去，诚可喜；治者去，亦可忧。执事慨今日之弊而慕建武之治，乃所谓建武以不文而治，今日以文而弊，是固然矣。抑亦孰知今日惟其不文，所以有今日之弊；建武惟其文，所以有建武之治欤？今日之患夷狄也，建武之患盗贼也。中原有中原之道，而后夷狄消；帝王有帝王之道，而后盗贼弭。使今日而有文，则是有中原之道矣。有中原之道，则是有以胜夷狄。何以至使建武而无文，则是无帝王之道矣。无帝王之道，则是无以胜盗贼矣，盗贼何以去？此愚所以深疑今日之不文，而谓建武为文也。嗟夫！霜驰露宿之不如安逸也，麦饭豆粥之不如珍美也。笑迎说客，推心降虏之不如禁卫凝严也。朝仪未备者久之，不如供帐之陈乎云龙也；法物未备者又久之，不如乐舞之陈乎郊庙也。大将而质厚，宛人而无华，今之士大夫若是其敏且辩矣；金吾而卒然击郾，建武而毅然请兵，今之士大夫若是其宛且逊矣；上薄幕府而不敢私，受诏出师而即就道，今之士大夫又若是其虚虚徐徐矣。戒左右之偏恩，约中宫之赏赐，以黄屋之贵，至于不敢顾南阳之亲；以椒房之懿，至于不敢假阴乡之宠。使有如今日之荆襄，必不暇议贵介之封矣；使有如今日之巴蜀，必不暇议戚畹之节矣。以此言之，虽谓今日不为文而建武为文可也。然而求文于音仪，建武诚不如今日矣；求文于礼乐，今日其能如建武乎？自莽之欺孤弱寡也，汉无君臣矣，我是以兴昆阳之诛；自莽之用新代刘也，汉无父子矣，我是以重元庙之建。以同姓之疏属不敢弃，而兄弟之义立；以古人之贱交不敢忘，而朋友之道明。三纲绝矣而复续，五典坏矣而复脩。为人子孙而能立高祖之业，为人父母而能救万民之命。日月重明，天得以为天；关河重整，地得以为地；书同文，车同轨，中国得以为中国；遣臣妾，奉珍贡，夷狄得以为夷狄。此则建武之文而非今日之文也，此建武之盗贼，所以不必今日之夷狄也。执事乃谓中兴之文不如今日之备，不知节目之尚遗，实则大纲之已举。建武四年，始有尚书令固也，独不曰先是已用孝廉为尚书郎，孝廉何人耶？今年渡河行司马，明年徇蓟讨王郎，独不曰高密之褒，亦见于即位之初年耶？六月幸蒙攻庞，七月幸藩攻董献，独不曰幸鲁之祠，亦见于是岁之十月耶？此固非愚之所谓文也，要亦执事之所谓文也，而遂谓之不文，可乎？执事若曰：「吾非为此也，特有激今日之弊云耳」。然其弊者末也，末可去也，本可去乎？且吾闻之，恶礼之仪而损之，仪每未损而礼先损；恶乐之音而已之，音每未亡而乐先亡。以为虚华之可削，不知实理之已亏；以为典章文物之繁，不知三纲五常之已略。孟子曰：「今居中国，去人伦，无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」？由今之言变今之俗，则是中国之道可废夷而后可者也，人道之可废物而后可者也，君子之道可废小人而后可者也。天理可以绝灭，人欲可以横流。至于财，天下期于管仲，茍可以富齐，而乱齐者不之恤；至于兵，天下期于孙武，茍可以伯吴，而弊吴者不之顾；至于法，天下期于商鞅，茍可以彊秦，而亡秦者亦不之问矣。率天下之人而祸斯文、而祸天下国家者，必此之言矣。或曰：「文则文矣，如鞑何」？曰：此其所以御鞑也。苻秦之图晋也，不惮其兵之不武，而惮其人之衣冠邪；律之入中原也，不叹其臣之不武，而叹其臣之不忠；辽人之戒边吏也，不畏汲汲富彊之王安石，而畏弱不胜衣之司马光。何也？中国阳也，夷狄阴也。人伦明，君子用，凡出于文之为者，皆阳类也。人伦废，君子消，凡出于不文之为者，皆阴类也。以阳治阴，此中国之所以胜；以阴治阴，此夷狄之所以不可胜欤！故曰：此其所以禦鞑也。不然，《采薇》之所治者，昆夷、猃狁也；《天保》之所治者，君臣朋友之事也。古者以君臣朋友之事，欲制昆夷猃狁之难，是必有说也。执事试而思之。

九月十五日，朝议大夫、充徽猷阁待制、枢密院都承旨、河北河东路宣抚判官折彦质，谨遣修武郎吴革、修武郎李锐，致书于大金元帅国相阁下：彦质闻和久而不能信，则必战；战久而不息，则必复和。自古简册所载多矣，不特今也。自顷兵连而不解，三军暴骨，已历三时。此亦上穹悔祸，两国结好息民之时也。恭惟主上皇帝恭俭爱人，出于天性，视民如伤，无此疆彼界之异，二边搆兵，非其本心。凡近日将相大臣，弗克钦承，与夫谋国不臧，为天下生事者，皆已黜之远方，永不复用。彦质亦新命来典兵戎之寄，陛辞之日，仰承圣旨，深念生灵蹈兹涂炭，至劳寤寐恻怛之训，叮宁切至。皇天后土，实鉴临之。比遣信使三辈王云等躬诣大金皇帝阙下，遣杨节度使及燕云中军前，且道永结欢盟之好。计其道里，当已有达乎国都者。又会阙下遣杨节度使至威胜军前，边吏以闻。此固以契主上皇帝圣心之所悯矣。已闻临遣官僚，往迓信使，又饬边吏日俟动息，其诚意端悫，亦可见矣。彦质以不材谬当斯任，窃料天地鬼神，已有休息生灵之意。故两国皇帝，各形至诚恻怛之心，弃捐细故，永保大和。斯民幸会，可胜言哉！彦质与阁下俱在疆埸，傥各能体国，愿戒守兵之官，按兵不动，勿相侵扰，以俟盟誓之必成，和好之永结，则北方军民，又免铎镝之祸，流离之苦，其受阁下阴德大赐，岂有穷已！伏想仁明必能垂听，洞然而不疑也。秋气已凉，伏冀善护寝餗，以介福履。谨奉状布执事，不宣。

宝祐二年正月，丰城县新驿亭成，直县东演迤虹桥至焉。知县事赵君嗣嘉属宜中命之名，则为作「水东驿」扁字。或曰：「丰水东注，彼丰犹此丰欤」？或曰：「西北水所经也，宝气亭屹立江浒，新亭对峙，东西相望，因得名与」？或又曰：「驿亭凡所以为经由迎送设也。邑据水陆之会，湖湘二广舸舰津载者于此弭棹，车马担负者于此弛肩。行在所翼翼然扶桑浴日之处，文轨混同，黻舄纷至，如水万折必东也。水东之义渊哉」。宜中曰：是皆然矣，抑其名之者非也。作之者固所以立礼也，礼所当谨交际也。班荆非仪文之常，径行乃诡异之道，古之人一举趾、一执玉，成败死生决焉。郑大夫坏其馆之垣曰：「铜鞮之宫数里，而诸侯舍于隶人」。虽以晋国之强、赵文子之烈，歛手知罪，即日改筑。夫岂为观美哉！丰城名邑也，异时大宾客所以展庭劳之敬者，率即市人舍行事，苟简抵突，主客相顾，惨戚不怡，非所以耸观瞻，昭民则，驿亭固不得不作矣。虽然，比年以来，时连荐饥馑之值，田里沸愁叹之声，长民者役无破产，歛无杂名，十一千百也而暇为过客思。今也政期年而报，有恺弟之风；礼待人而行，有弦歌之泽。邑人相与言前是衙前乡胥日纳酒息钱，知县藉以私其赢者，既以一笔勾去，方且切切然视驿传若己居室也，此心岂俗吏所知哉？当有范延贵大使言之，张忠定萍乡之绩，不得专美简策矣。

上孝悌绝人，前古帝王所不能及。以二圣母后之在远也，忧思感伤，戚戚无一日舒容。举足出言，宸念未尝少忘。衣不重帛，食不二味，居处惟茅茨之陋，自奉悉简素。有旨有能还二圣母后者，王侯节钺，尽以充赏。问安之使，奔走道路，殆无虚月，终莫得金人要约。建炎四年冬十月，御史中丞秦桧归自金，盖扈从北狩者累年，朝夕侍二圣旁。方靖康之变，金人立张邦昌，咸北面以事异姓。桧独冒白刃不从，抗辞乞存赵氏。临大节而不夺，金人敬奉之。故知彼之事宜为详。因曲折为上言之。且念兵威未振，知和好之未可通也。既擢桧与政，未几为右相，方图维事机，以济大业。时左相吕颐浩嫉之，力加沮抑。桧既去位、悠悠积岁，用事者趣办目前，无有任其责者。绍兴三年冬十月，金遣李永寿来，徒多端须求，矫诈无诚意。春正月，遣章谊等往北返，事亦弗济。七年春正月，何藓自金中来，报太上皇帝之讣。上哀恸号泣，遣王伦迎奉梓宫，不遂而归。八年春正月，复往，亦弗从。上哀毁过制，居三年丧如一日。每出荐奠，号哭失声，涕泗挥洒。凡侍奉赞导之臣，皆弗能禁止。圣孝之美，未易殚举。上悼国步之多艰，治功之未效，且厌凡才不足倚也，求助益切。三月辛卯，复拜桧右相，久益知桧忠诚，而谋谟可大有为也，故议和之计决矣。而左相赵鼎抑沮甚力，因修史加恩制，密谕直学士院吕本中为制词曰：「谓合晋、楚之成，不如尊王而贱伯」。盖豫为后日奸图。鼎为首相，不复留意国事。用兵则徒擅都督之名，略无措画；及议和，则阴怀首鼠，于进对之际，未尝有可否。阴结党与，肆为诋欺。其负眷意如此。迨秋，遣通和之使，而王伦等遂行。后自金中还，将及境矣，和议之成否未能知。鼎知不复任责，亟为脱身自全之计，力求解政。又令其死党张戒，乞复留鼎，设为诡词，诳惑天听，沮败善类。赖上睿明，不得肆其奸。是年冬十二月，达赉遣张通古至，欲先尽还河南故地，徐议馀事。金诚意若是，盖南北未有也。自使者入境以及行朝，士大夫议论汹汹，皆以为不可信。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，力诋大臣，冀必置之死地。执政如王庶，侍从如曾开、李弥逊，台官方廷实，馆职范如圭等，尤唱异论，蛊惑群听。其他不能遍举。盖怀奸饰诈者，但欲取一时市井虚名，而利害不切于身，初无体国亲上之意，故趋向如此。既而舆地果复，亟遣官省治陵寝，抚循民庶，且经画数路急切之政。故陷身异域者，有更生之幸，亹亹来归。亟命韩肖胄报谢，继令王伦、蓝公佐迎梓宫及奉太母之归。既而金之次帅乌珠恚功之不由己出，遂渝前日之盟，拘留王伦，但令蓝公佐归，因引兵犯汴都，而留守孟庾等率众投降。先是命刘琦以兵北戍，以备不虞。偶与敌遇于顺昌，琦于诸将中素号有谋，与战至数十，捷音相继以闻，敌败衄而退。朝廷度必再入犯，于是大修兵备。十一年，果竭众以犯淮西，必欲以全取胜。时遣三大将领兵进击，而岳飞阴有异谋，迁延顾望，拒命不进。韩世忠、张俊皆屡与之战，杀获不胜计。敌知我不易攻也，率众退走。既班师，主上圣明，察见兵柄之分，无所统一，凡有号召，多为有不至。于出师之际，又不能协力徇国家，恐有缓急，必致误国大事。乃密与桧谋，削尾大之势，以革积岁倒持之患。一日，大廷宣制除张俊、韩世忠、岳飞三帅为枢密使副，由是天下兵柄，尽归朝廷矣。然是举也，孰不以为善？前此独无敢睥眤者，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，四方底定，而此辈跋扈自肆，意外事有叵测者。今一旦悉屏听命，如玩婴儿于股掌之上，销祸于未然。既以协诸军之公愿，谓自此愿尽死力，远近欢呼，切叹睿断英果，措意宏远，知敌不足忧，而太平可指日待也。上既日新厥德，内修政事，专任一德之臣，以为腹心。益练甲兵，治财赋，悉豫为之图。敌势数不利，又知我之有备，设施措画，赫然惊人，规摹出其意表，而战胜攻取，兵威盛强，非前日比。且虞后悔之及，遂纵莫将、韩恕以归。二人者使敌中，被留阅岁且半，无故听归，其意盖必有在。冬十一月，果遣萧毅、邢具瞻为审议使副，必欲连和。时众议纷纷，莫以为然，谓当堕其计中矣。上以宗庙社稷之重，下爱惜生灵，且念梓宫未还，母后兄弟久隔，亦灼见敌情，保其无他，奋然独断。桧力赞上，以为图谋和议，今踰十年矣，前此乌珠争功，故败成事。今兹之来，乃自为盟主，敌善意也，机会不可失，无可疑者。遂斥浮言，排异议，从其所约，一意奉迎之图。既遣何铸报谢，逮至敌庭，默然无一言而返，梓宫及母后之还亦弗知也。铸自御史中丞迁签书枢密院事，固宜与闻国论之馀，而犹持异意，且疑贰而亟图归，则今日之举，非君相合德，深见事情，曷克有济？初，岳飞拥众兵据上流者累年，稔成罪衅，日图反叛。至是皆暴章，首告继踵，逮核实于天狱，悉得其情，逆状显著，审谳无异，飞与子云及其党张宪皆赐死。于是天讨有罪，故桀傲者懔懔知畏，咸奔走承命之不暇，而政刑修明，国势益尊彊矣。臣等窃惟金人为中国患，今十八年矣，唯修好通和，实今日至计。前后用事之臣，费日穷年，未有以为意者。渊衷监观，利害既审，任兹大事，实难其人。爰出独断，复命桧而相之，其大节孤忠，奇谋远识，盖察之有素矣。桧亦感不世之遇，自任天下之重，精白以承休德，不退缩以避事，不猜忌以妒功，不疑贰以败谋，不矫激以沽誉。其图事揆策，料敌制胜，咸仰契圣心，用能夙夜自竭，以符特达委任之意。敌亦知所畏服，无复敢肆，有请必从，不愆于素。故上以安宗庙，下以保黎庶，送往事居，又足以副天子宁亲之孝，一举而众美具焉，无不悉如其意，成效章章如此。向之拱手以幸失，誊口以兴讪者，皆叹服圣谟之不暇，赧然羞汗，悔前非之无及矣。然是举也，危疑险阻，盖备尝之，非独桧翊赞之难，任桧之为难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惟尹躬暨汤，咸有一德，克享天心，受天明命，以有九有之师」。又曰：「德惟一，动罔不吉」。故臣等于今日之事亦云。

祖宗以来，人未繁盛，兵数虽少，可以支吾。今承平百五十年之久，地大人众，兵寡势弱，非持久之道。可除见今兵额外，帅府别屯兵二千人，望郡一千人。常管在营，此诸军加数教阅，每一年令更互出戍。帅府五百料钱，以威捷为名；望郡四百料钱，以威胜为名；帅府、望郡三百料钱，以全捷为名，并充步军，隶殿前司管辖。

敕姚古：太原为河东根本，右控关陕，左通朔部，在三镇尤为重地。金人攻围殆百馀日，兵疲粮乏，势危力殚，羽书日闻，夙夜忧念。以卿素著忠勇，为时名臣，故命统帅诸将进兵应援。近虽已复隆德、威胜，前扼南北关，尚未闻踰团柏，越徐沟，以造太原之下，致使贼马猖獗，侵掠汾晋，其何以解朕西顾之忧！诏到，其率励士卒，戮力用命，破坚却敌，解围太原，以复忻、代。高爵厚禄，朕何爱焉！故兹亲笔诏示，想宜知悉。夏热，卿比平安好？遣书，指不多及。

臣伏蒙圣慈以臣累具表劄，乞罢知枢密院事、河北河东路宣抚使，特除臣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军州事，兼淮南东路兵马钤辖。臣已具奏辞免恩命，乞守本官致仕，或外任宫观讫。念臣仰荷圣知，特加委任，所以力丐罢者，非爱身怯敌之故，特以疾病，及节制不专，议论不一，进退牵制，事有不可为者，难以虚受其责。臣自六月二十七日总师出国门，七月二十日次怀州，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书省劄子召赴阙议事，任宣抚司职事并在道涂首尾五十馀日。初，宣抚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万，分为左、右、前、后、中军，军四千人。临启行日，得旨差左军统制官曲奇将本军往河北招抚胜捷叛兵，差右军统制官黄璘将本军往真定府宣抚副使刘韐下使唤。臣所将带前、后、中军凡万二千人，见在怀州屯驻，随时训练，并陕西路节次发到保甲一万三千馀人，见分威胜军、隆德府、泽州、汾州、卫州等处防守。范世雄带到荆湖北路将兵、峒丁、刀弩手等五千馀人，见发往隆德府屯驻。前项兵并未曾使用。初，宣抚司蒙朝廷应副钱二十万贯，又御前降到见钱钞二十万贯、银绢各十万匹两，除支官兵食钱并十日一犒设用过数目不多外，馀皆桩留怀州及在京降赐库，尚有在内藏库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，具有文历簿籍，掌管官吏可考按也。臣既罢去，恐不知者谓臣丧师费财，惟陛下遣使覈实，虽臣自以不才丐罢，愿朝廷益择将帅抚驭士卒，与之捍敌。金人狡狯，谋虑不浅，和议未可专恃，一失士卒心，无与禦侮，则天下之势去矣。臣自此不复与国论，敢冒死以闻。

臣伏奉内批，取秦元所进三册二图，谨依禀缴进。适已召解潜议事，欲且保隆德府，观事势前去威胜进兵，来早对讫出门。谨具奏知。

〔御笔〕解潜事依奏。卿可将秦元所进三册二图，令三省、密院同看，如可用，即降阵图付秦元。教保甲三册，令诸军、保甲为永久法。疾速施行。